关于中共情报权利之奇异,分明地被一些纪实文学之类的读物和海内的国民党人所夸大了。如黄仁柯在《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一书中称汪维恒是埋伏在军政部部长陈诚身边的军需署长,1948年5~6月到河北、东北观察后即将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安排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产党,使共产党事后理解到东南国民党军的情况一说,就有所不实。理论上汪早在1924年就参加中共,后虽担任过东南五省军需局少将局长,但在辽沈战役前就分开军界,就任上海财政局长等职。且即便汪有所谓向共产党提供河北、东北团以上部队番号等情报之事,在事前也丝毫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情报,由于长春、沈阳被围后国民党守军的情况中共方面早就一清二楚。至于书中所说张权传送情报一事异常有传奇色彩。迄今为止,就连张权此时的身份为何亦是众口一词。有说他是联勤总部观察员,有说他是太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观察员,有说他是国防部中将部员闲职,也有说他是黄河以西警备副司令的。至于张夺取情报一事,有说他在淮海战役中止中夺取了参谋本部作疆场图,有说他是在解放军渡江前调查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江防情况绘制成图交给中共地下党,有说他两者都做了。而理论上,国民政府这时既没有参谋本部,也没有总后勤部。究竟理想如何,尚须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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