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和板垣这两名刽子手由于证据短少有可以逃脱惩办
“证据，证据！”向哲浚满脑子想的就是“证据”两字。
自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就不断在为受审的28名战犯在出生的阶梯上排着队：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
关于东条英机和松井石根，向哲浚有足够的证据把他们送上绞刑架。但是关于土肥原和板垣，向哲浚却没有决心，以致自责懊恼得几乎要崩溃。可以说审问第一阶段对两人的控诉由于证据短少，对中方极为无益。假如在第二、第三阶段中，中方还拿不出无力的证据，那么这两名刽子手将有可以逃脱应有的惩办，他们在中国侵略的理想有可以永久被覆盖。
但是找到置两人于死地的证据又何尝简单？日军打败时几乎保存了各种有用文件，再加上这两名战犯行事狡诈，想抓住他们两人的凭据可说是难上加难。情急之下，向哲浚在审问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时，抽空从东京飞回了南京寻觅对策。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一个好消息让他大喜过望--倪徵燠从国外回来了！
时任南京司法行政部参事的倪徵燠曾与向哲浚两度同事，因此向哲浚关于这个有些内向的中年男子还是很理解的。倪徵燠固然话不多，但行事沉稳，方案周详精细。如今向哲浚最需求的就是倪徵燠这样既有法学理论学问、又有审问理论经历的人。于是向哲浚向倪徵燠发出了求援。
倪徵燠接到求援后没有犹疑，一往无前地挑起了重担，并出任中国检察组参谋团首席参谋，从此踏上了寻觅证据的艰苦之路。
汉奸赵欣伯反复无常，把本来写好的证据烧毁了，寻觅证据之路徒增变数
承受权利后的倪徵燠并不急着奔赴东京。他晓得固然向哲浚等人已经在国际寻觅过证据和证人，但仍然不愿保持。他想再争取一下。
194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倪徵燠带着一份写有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华北“临时政府”领袖王揖唐、南京“维新政府”领袖梁鸿志等汉奸的名单与助手一同搭飞机，满怀着期望从南京直飞北平西郊机场。倪徵燠以为最理解日本人的，以致手中控制证据的，最有可以就是汉奸。
等到他们经过一路颠簸分开位于陶然亭附近的第1监狱时，绝望之情油但是生。固然此前监狱方面曾暗示这几个汉奸，有人要来为东京审问取证，假如他们可以无效地合作，揭发土肥原和板垣的累累罪恶，大概可以由于悔悟表示而加重刑责，但是思想顽固的汉奸梁鸿志和王揖唐却假装清醒，不肯合作。
赵欣伯倒是很情愿合作。关于倪徵燠的成绩，他主动作答，并不坦白。当倪徵燠探究着请求他写些书面材料、以便本人带去法庭作为证据时，他竟然很直爽地答应了。很不测的成功有的时分反而是不一般的。就倪徵燠对赵欣伯的理解，他不该当如此坦诚，何况他也是学法律出身，一向松散随便不留下踪迹，怎样可以那么随便地赞同留下白纸黑字呢。说得动听一些，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指控板垣和土肥原的材料，但反过来不是一样可以成为他本人的犯罪证据吗？
果真，当倪徵燠再次去见赵欣伯时，赵欣伯已经变了。他当着倪徵燠的面，将写好的材料投入火炉之中。熊熊大火消蚀了倪徵燠心中仅存的一点儿期望。
面对这样的情形，倪徵燠的心战栗了一下，但他未露声色，只是扶了扶眼镜，转身就走了。不过，他很想晓得赵欣伯改变的真正缘由。本来，如倪徵燠所料，赵欣伯本就对书写材料就能加重他的罪责抱狐疑态度。在写材料时期，他又不知从哪儿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迸发，日本人又要东山再起，他们这些人又能纵横天下了，所以他烧毁了证据。